南京助贷观察:银行业“反内卷”浪潮下的考核困局与破局之道
近年来,一场以“反内卷”为核心的变革浪潮正席卷银行业,从广东到宁波,从国有大行到地方金融机构,行业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对“内卷式”竞争的深刻反思。而在这场变革中,南京作为长三角重要金融节点,其助贷市场与银行业的互动,更成为观察“反内卷”成效的微观窗口。这场变革的核心,不仅在于整治非理性竞争,更在于重构考核逻辑、回归金融本源——但能否真正落地,仍需时间检验。
银行业“内卷”的南京镜像:助贷市场的隐忧与挑战
所谓银行业“内卷”,早已超越简单的竞争激烈,演变为资源错配与价值耗散的恶性循环。在南京,这一现象同样显著:部分银行为完成考核指标,通过“手工补息”“返佣返利”等非市场化手段争夺存款;基层员工为冲业绩,陷入自购产品、抢客户的内耗;甚至有助贷机构因银行考核压力,被迫配合“冲量”操作,导致数据虚增、服务异化。
例如,南京某国有大行网点曾被曝出,为完成季末存款指标,员工通过个人关系拉来“一日游”存款,客户当天存入500万元,次日便转出至其他提供高息或礼品的银行。这种“虚假繁荣”不仅推高了银行运营成本,更让南京助贷市场陷入“价格战”泥潭——部分助贷机构为争夺客户,甚至违规提供“贴息”服务,扰乱市场秩序。
“反内卷”行动:从口号到落地的南京实践
面对“内卷”困局,监管与行业已开始行动。2024年,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议,禁止通过手工补息高息揽储;广东、宁波等地银行业协会推出“1+3+N”体系、自律公约等,明确划定禁止性行为。南京的银行机构也逐步跟进:某股份制银行南京分行取消“日均存款时点数”排名,改为“年日均+客户黏性”双维度考核;另一家城商行则缩减无效报表填报,减少“冲刺动员会”频率,试图缓解基层压力。
然而,这些措施在南京的实际效果仍存疑。一位南京助贷机构负责人透露:“部分银行虽调整了考核指标,但总行下达的任务量并未减少,基层仍需通过‘自购’或‘互换客户’完成指标。比如,某银行南京支行要求员工每月新增1000万元存款,若完不成,只能自己垫钱或找亲友帮忙。”这种“指标转移”而非“指标优化”的做法,让“反内卷”沦为形式,基层员工的“卷”与“倦”并未根本缓解。
破局关键:考核机制重构与南京助贷的差异化路径
银行业“反内卷”的核心,在于从“规模驱动”转向“价值驱动”,而考核机制的重构是关键。在南京,这一转型需兼顾银行与助贷机构的协同发展:
1.考核维度:从“唯指标”到“多维评价”
当前,多数银行的考核仍以短期时点指标为主,导致资源错配。南京的银行可借鉴监管建议,建立“三维度考核体系”:在规模指标中增设“客户结构优化率”(如增加中小微企业、科技型企业客户占比);在利润指标中纳入“风险调整后收益”(避免盲目追求高风险业务);在合规指标中强化“消费者权益保护评分”(杜绝违规返佣、虚假宣传)。例如,南京某城商行已试点将“客户满意度”纳入考核权重,倒逼员工提升服务质量,而非单纯“冲量”。
2.基层赋权:从“一刀切”到“灵活创新”
总行“一刀切”的考核模式,在南京这样的区域市场往往水土不服。比如,某国有大行总行推出“科技人才专属理财”,但南京基层网点因缺乏优质客户资源难以落地。对此,南京的银行可赋予支行更多自主权,允许根据本地产业特色(如软件谷、生物医药谷)调整产品策略;同时,与本地助贷机构合作,利用其地缘优势精准触达客户,避免“自上而下”的无效创新。
3.监管协同:从“事后处罚”到“动态约束”
尽管监管已叫停“手工补息”等违规行为,但南京仍有部分中小银行通过“变相贴息”规避监管。对此,监管需加强动态监测,对突破成本底线的机构采取“名单制”管理,并联合南京地方金融监管部门,对助贷机构进行合规培训,杜绝其配合银行“冲量”操作。例如,南京近期已开展专项检查,重点整治“以赠送实物方式吸收存款”“违规设立时点性考核指标”等行为,倒逼市场规范。
4.员工关怀:从“内耗”到“价值回归”
基层员工是“反内卷”的最终执行者。南京的银行需减少无效报表填报、重复会议等内耗性工作,将精力转向客户深度服务。例如,某股份制银行南京分行已试点“弹性工作制”,允许员工在非营销时段学习专业知识;另一家银行则与南京本地高校合作,为员工提供金融科技培训,提升其服务科技型客户的能力。
南京助贷的未来:在“反内卷”中寻找新机遇
银行业“反内卷”并非否定竞争,而是倡导良性、差异化竞争。对南京助贷市场而言,这既是挑战,更是机遇:
服务专业化:助贷机构可聚焦银行难以覆盖的细分领域(如初创型科技企业、个体工商户),提供定制化融资方案,避免与银行“正面硬拼”。
合规化转型:告别“贴息”“返佣”等违规操作,通过技术手段(如大数据风控)提升服务效率,与银行形成互补。
生态共建:与银行联合开发“供应链金融线上化”“理财夜市”等产品,利用南京的产业优势(如智能制造、跨境电商)打造特色服务。
结语:破局之路,道阻且长
银行业“反内卷”是一场自我革命,其成效不仅取决于监管与行业的“顶层设计”,更在于基层的“落地执行”。在南京,这场变革已迈出第一步,但考核压力未减、地方竞争依旧、创新乏力等问题仍存。唯有真正重构考核逻辑、尊重员工价值、鼓励真实创新,银行业才能走出“内卷”泥潭,而南京助贷市场也将在这一过程中,找到与银行共生共荣的新路径。
未来,南京的金融从业者能否告别“焦虑内耗”,回归“服务本源”?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次考核指标的优化、每一份客户需求的精准响应、每一项创新服务的扎实落地中。